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尤其是过去一年中，随着人民币逐渐升值，加工贸易政策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劳动力成本、原村料价格以及利率的上升，能源与环境约束趋紧，东南沿海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部分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出现了关闭及工厂搬迁现象。《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年初生效后，这一现象有所蔓延，并引起了社会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企业开始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地区转移，不少韩国企业“非法撤离”，部分日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回流”，长三角一些企业“异常倒闭”等现象，人们不禁担忧我国是否已面临产业空洞化威胁？本文通过国际比较认为，相较国外由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产业空洞化，我国尚处于应大力推动产业“走出去”阶段；但我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已出现因外资转移及制造业转投资形成的制造业产值下降趋势，产业空洞化风险应引起重视。
一、厘清产业空洞化的概念
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风起云涌，形塑着基于产业变化的世界经济多样风貌，也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卷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到目前，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或称之为四次浪潮。每一次浪潮都带来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型与迁移，我们可称之为“世界工厂”的“变”与“迁”。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曾经出现“产业软化”与“产业空洞化”现象。
（一）产业软化过快导致产业结构比例失当，才会产生产业空洞化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规律看，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940年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揭示的劳动力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律”，也就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产业软化”规律。已有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标志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第三产业比重增大的趋势是在高服务需求收入弹性、高收入水平、闲暇时间多、生产信息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条件下形成的服务需求上升律，与在第一、第二产业的高生产率等条件下形成的服务供给上升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统计资料显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迄今为止的最低点约为3%；第二产业比重逐步增大到40%－45%左右即呈饱和状态，随后缓慢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渐趋增大，其就业比重增幅显着高于产值比重，至今尚无回落趋势。因此，产业软化或称“离制造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然趋势。
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产业结构软化问题，产业结构软化不能与产业空洞化混同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第一、二产业的比重怎样下降，只要它是建立在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三大产业间形成良性循环关系这样的基础上，就不能说是产业空洞化。因为在这个前提下比例关系的变化并没有破坏一国生产的供给能力与需求力的平衡。相反，这种结构演进纯粹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从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是社会进步和新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除非产业软化过程过快或失当，如某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城市，由于追求完善的经济服务，使得大部分物质生产部门都转移到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城市。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明显减少，进口逐渐增加并超过出口，以致出现国内物质需求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的供求结构，造成贸易收支（主要是工业品贸易收支）恶化和逆差日益加剧，造成供给力与需求力的不平衡，破坏了上述比例关系，才可能导致产业空洞化。
（二）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成长效应小于产业向外转移效应，才会导致产业空洞化
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从一国（或地区）转移到其它国家（或地区），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或地区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其实质是制造业资本的存量发生变化，而增量无法填补存量变化留下的产业空间，导致出现：（1）制造业产值下滑，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下?；（2）制造业生产?下?，制造业净出口减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减弱；（3）制造业失业率上升，制造业人数及其比重下跌；（4）FDI?出大于FDI?入，对外投资净额为负值。前两项是产业空洞化的必要条件，后两项是产业空洞化的充分条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空洞化曾经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被讨论过。在日本，最早讨论产业空洞化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在日元快速升值等背景下，日本制造业生产基地快速地转移到了海外。人们担忧这样一来会造成国内雇佣减少、技术水平下降，所以产业空洞化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此后有一段时间这一问题不再受瞩目，但从1993年初开始伴随着日元的持续升值，有关产业空洞化的讨论又重新燃起了战火。这也带动“产业空洞化”问题的讨论在东亚兴起，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也非常关注产业空洞化对其经济的影响。
这些讨论一般是从产业对外投资的角度切入，只有当一国或地区出现本土产业大规模对外投资，且无法通过对内直接投资与产业转入弥补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出留下的产业空间，才会产生空洞化问题。也就是说，对外投资不必然产生空洞化问题，如Lipsey(1994)以1989年资料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现该国公司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在外国市场销售比例，及和其它对手国在投资地主国竞争，其回归分析显示厂商对外投资后并没有减少本国劳动的雇用，反而需要增加在总部的研发和管理人才。Kraemer et al.(1998)亦以美国计算机信息产业为例发现递减规模报酬的产业已经移至亚洲地区生产，但同时美国一些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和软件服务业大量地增加劳动雇用，因此该产业的对外投资并没有造成空洞化及减少工作机会。台湾学者吴惠林、周添城（1990）认为检验是否有产业空洞化的现象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国内或地区内制造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率必须下降。二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必须相对于其它国家下降并有国际竞争力降低的现象。因此，制造业占国民总生产比重的下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只要绝对产值及生产力仍持续增加，此时对外投资将有助于疏解岛内劳力、土地短缺及环保的压力，因此不但不会产生空洞化现象，反而有助于产业的升级。基于这样的推论，吴与周认为第一种现象并不足畏惧，而第二个现象才是反映产业空洞化的指标。吴与周进一步通过实证验证发现，台湾经济虽已步入“服务业经济”，制造业就业及产值所占比重已相对降低许多，但整体制造业产值并未下降，因此台湾制造业并无“产业空洞化”的现象。
还有学者尝试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探讨产业空洞化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Vernon (1966)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的解释上，认为一种创新产品经由国际贸易的过程，将从美国转移至其它发达国家，接着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进行生产。他认为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创新产品、成熟产品及标准产品，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该产品在国际间的进出口将会产生变动，其变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其它发达国家。其它发达国家自美国进口新产品以后，随着技术的转移而开始在国内生产，等到其国内市场饱和后，便扩大出口至其它欠发达国家，完成进口替代，然后再进行出口扩张；最后再由欠发达国家同样依此步骤，完成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所以，当产品处于其生命周期的成熟或标准化阶段，企业就可以或应该向外转移自己的产业。产品生命周期是一个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一国是否能继续发展，关键看该国能否持续开发新产品或是引进新技术，以保持其出口竞争的优势。若在不具比较利益的生产外移后，新产业的发展不足以填补所遗下的空缺，导致出口的衰退及劳动的雇用减少，将造成产业空洞化的危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向外转移并不必然引起该国或该地区产业的空洞化。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是产业向外转移效应和产业成长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国内或区域内产业成长的效应小于产业向外转移的效应时，产业向外转移就会导致产业空洞化。反之，当国内或区域内产业成长的效应大于产业向外转移的效应时，产业向外转移就不会导致产业空洞化（羊绍武，2008）。可以说，产业空洞化＝过快的产业转移＋长期的产业衰退。
1、对外投资的产业海外转移效应
对外投资的产业海外转移效应表现为两种效应：一是对外投资的贸易净效应（以下简称贸易净效应），二是对外投资的就业净效应（以下简称就业净效应）。
贸易净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贸易逆进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后，会拉动产业链上国内的上游或下游产业的产品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一般发生在垂直型分工的产业中。同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贸易创造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因为就长期而言，跨国公司海外的当地化生产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替代效应是面向出口的企业对外投资后，会减少国内的出口。贸易逆进口效应是指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对外投资后，原来由国内生产的产品会从国外进口。贸易净效应大小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逆进口效应之比较。当贸易创造效应小于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逆进口效应之和时，贸易净效应为负。反之为正。由于贸易创造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不同，因此，贸易净效应也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别。贸易净效应影响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从短期来看，由于贸易创造效应的存在，贸易净效应不一定为负，贸易净效应对出口的影响也许不大，即从短期来看，产业海外转移对国内产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可能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贸易净效应必然为负，贸易净效应对出口从而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就会非常大。贸易净效应为负时，意味着产业海外转移会减少贸易顺差，增加贸易逆差。贸易的净效应为负，也意味着产业海外转移之后，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相对弱化，长此以往，将导致国内产业趋于空洞化。不过，贸易净效应为负，不等于一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差额就必然是逆差。贸易净效应只是影响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因素之一。
就业净效应＝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替代效应。对外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通过两种方式为国内提供就业机会。一是对外投资后可以为母国提供一定但有限的海外就业机会，二是通过海外市场的拓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其垂直型分工的国内上游或下游的产业的发展，从而也能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海外投资的国内就业的创造效应，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其中，就业创造的长期效应又小于短期效应。随着跨国公司海外管理人员本土化的推进，海外投资对国内的就业创造效应从长期来看将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海外投资的就业替代效应则非常明显。所以，对于母国来说，就业净效应与贸易净效应一样，短期效应不一定为负，但长期效应必然为负，而且时期越长，负效应越大。
2、对国内投资的产业成长效应
国内投资的产业成长效应，一是来自承接外来投资而产生的产业成长效应，二是来自国内内生投资而产生的产业成长效应。
承接外来投资的产业成长效应同样可以通过产业成长的贸易净效应和就业净效应来体现。不过，就承接外来投资的产业成长效应来说，无论是贸易净效应还是就业净效应，无论是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承接外来投资，其产业成长效应都是正的。承接的外来投资越大，正效应越大，反之越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大体相当，向外转移的产业与承接的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差别不大，则产业海外转移对于该国产业的发展来说，不会有产业空洞化之虞，对于该国的就业来说，不会有大的影响。当一个国家因产业海外转移带来产业空洞化的趋势，而承接的外来投资又较小时，唯一可以矫正国内产业空洞化趋势的力量来自国内内生投资所形成的产业成长效应。如果国内的投资需求旺盛，内生投资的足够增长也可以避免国内产业的空洞化。相反，如果国内内生投资需求有限，则产业空洞化势所必然。
二、我国产业“走出去”仍有很大空间，尚不存在本土产业海外转移引发的产业空洞化风险
（一）我国产业“走出去”仍有很大空间
虽然近年流入我国的外商投资增长速度处于减慢通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步伐在加快。1999至2006年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上升超过600%，而同期的外商来华投资仅增加131%。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一直远低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1979至2006年期间，实际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高达6920亿美元，而同期内地对外直接投资额则不足800亿美元。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176.3亿美元，占世界1%，全球位居第18位，与外资流入相差悬殊，同期外资流入694.7亿美元，占世界5%；与对外贸易排在全球第三位，占全球7.2%相比，相差更加悬殊。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之比为0.23，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0.46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1.19的平均水平。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实证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投资（FDI）是与经济水平，主要是人均GNP密切相关的。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NP小于或等于400美元，此时引资规模很小，无任何对外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美元－2000美元之间，国内市场得到扩大，投资环境改善，形成较强的区位优势，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有限，对外投资额仍然很小，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美元－4750美元，此时形成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对外投资大幅上升，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利用外资速度，但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值，进入这一阶段标志着一国已走上国际生产专业化道路；第四阶段，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净对外投资额为正值。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折算，我国人均GNP在1997年就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而瑞士银行的数据也显示，2007年我国人均GNP（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达4610美元。虽然这个数据可能偏高，东部沿海地区显然已超过这个值。因此，我们权且直接套用邓宁的经验数值，则这段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于第三个阶段，即对外投资净额为负，绝对数值在下降。但我国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与此有较大出入。自1999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负数值一直呈扩大趋势，表明中国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不匹配。另外，我国经济内外不平衡问题，尤其是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持续。不断上升的高额外汇储备仍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大推动力。因此，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采取了鼓励各类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取向，允许各类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对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点和经营。与之相配套，政府2006年推出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划 (QDII)，2007年9月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并掀起新一轮海外并购浪潮。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已进行102起海外并购，占整个亚洲地区（除日本）45%，而2007年全年仅占16%。涉及金额321亿美元，已经超过2007年全年的260亿美元。今年以来中国海外并购交易平均每起金额3.83亿美元，比起去年的1.72亿美元已逾1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邓先宏6月10日表示，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外汇局将适应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境外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时本着“简化手续，放宽限制”的原则，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宽松的投资环境，其中包括适时出台修改完善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以及支持有关机构发行设立扶持基金。在此发展趋势下，预期未来数年中国对外投资将更蓬勃。
总之，我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应大力发展时期，远未到资本流出过多可能引发产业空洞化威胁之时。
（二）我国对内投资仍稳步增长
虽然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随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正逐步削弱，但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强劲需求的带动下，庞大的内需市场规模优势与潜力却也愈来愈突显出来。我国城镇居民实质人均收入在2005年增长9.6%及2006年增长10.4%后，再于2007年增长12.2%，促使同期间的零售销售额稳步增长。2008年上海美商会及博思艾伦咨询公司联手开展的调查发现，78%的被调查者承认“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是他们不迁离中国的首要原因。《2008年度美国在华企业白皮书》显示，近9成美国公司对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仍持乐观态度，很多美国公司都计划在中国进行业务扩展。《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是中国和印度，报告指出，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虽然在2006年出现4%的小幅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2005年出现了巨幅增长，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位于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著名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近日也发表研究报告说，因拥有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和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充满创新活力，中国首次成为跨国企业经理人眼中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实力增长与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吸引外商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势头仍将趋稳。
三、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产业转移可能产生空洞化风险
（一）广东与浙江制造业效益下滑，映射东南沿海产业空洞化隐忧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以其地理位置、投资环境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商企业前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上升。1985年广东省FDI占全国比重为31.6%，1990年上升至41.8%，达到最高水平。而在2001年下降至26.7%，2002年进步下降至24.85%，2005年更落到17.9%，珠三角2000～2006年间平均每年下降3%以上。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1～5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小幅增长4.3%，增幅同比回落44.8个百分点，此外，全省有超过一万家的企业亏损，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亏损额207.96亿元，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0个百分点。
据《2007年东莞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去年东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841.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2%，其中更新改造67.46亿元，下降6.4%，而在此前的10年间，东莞市更新改造投资除2004年外（增长6.5%），其余9年均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由于“更新改造”统计范围包括了企业对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增建生产车间等投资，因此，“更新改造”增幅下降，直接引发了东莞企业界对东莞制造业增长后劲的担忧。另据东莞市工商局企业注销数据统计，2008年1月1日～1月25日，东莞共有365家制造类工商注销。据东莞市工商局透露：东莞“三来一补”企业呈加速萎缩状态，2007年年注销达440户，累计登记在册7417户，较2006年减少9.61%。
无独有偶，来自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省工业经济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工业生产、销售和利润增速均呈现一定幅度回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81.2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比去年同期的17.6%和去年全年的17.9%分别低4.1和4.4个百分点，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增加，利润增速大幅度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599.4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利润总额323.8亿元，增长18%，增速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下降12.4和1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75.2亿元，增长49.1%，增速比去年同期上升38.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对产品销售增长的贡献大幅度下降。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2046.2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去年同期的26.5%低13.7个百分点，比销售产值的21.1%低8.3个百分点。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为24.5%，比去年同期低1.8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大幅度低于销售产值增速，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快速下降，是今年出现的新情况。一季度，出口拉动销售产值增长3.4个百分点，比2007年同期低3.6个百分点；对销售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6%，比去年一季度低10.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增速同比大幅度回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5%和7.3%，增速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7.4和16.8个百分点。
宁波爵溪，集聚了一整条的针织业产业链，这个不到32平方公里的象山县小镇为30个世界顶级品牌提供加工服务，这个弹丸之地曾经聚集了500多家工厂。截至今年6月底，这里有100多家企业停产，目前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扩大。美国经济衰退及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大批中小企业生存维艰，一些新办企业“无米下锅”，部分中小企业更是出现了“异常倒闭”现象。半停产、停产、倒闭，成为长三角许多企业今年面临的窘境。
（二）转投资股市和房市是制造业效益下滑不应忽视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出口退税的逐步降低，加大了出口成本；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加大了外贸结算成本；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升，提高了用工成本；原材料的不断涨价，增加了产品成本；加工贸易政策的紧缩，增加了出口难度；“两税合一”增加了缴税成本；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管理成本；社保、劳保标准的提高和严格执行，提高了人力资源成本；排污、绿化等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当然这是必要的)，增加了环保成本；各种收费(如工会费等)，也增加了企业成本。再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出口订单减少，使企业倍感生存压力。
总之，从国际环境看，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放缓导致外部需求明显下降，全球性通货膨胀引发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从国内环境看，新一轮宏观调控趋紧及灾害影响，使我国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环境，这是致其效益下滑最主要的原因，这已基本成共识。
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指出，由于这种环境压力，迫使制造业资本“不务正业”转向股市和房市，但这一点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中国经营报》报导，根据2007年的前三季报，目前包括相当一部分著名制造企业在内的“副业”投资中，“炒股盖楼”成为主题。截至2008年4月7日，包括今年新上市的公司在内，共有88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07年度报告，占沪深两市全部公司总数的56.06%。884家上市公司共创造净利润7152亿元，可比样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1.31%。然而，在这组漂亮数据的背后，除了部分企业的主营业务增长外，还隐藏着一个制造业资本偏离“主业”依赖股市和楼市投资维持利润的信号。统计显示，已披露年报公司投资收益合计2066亿元，剔除投资收益后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80.02%，大幅低于2006年同期的94.56%。与此同时，投资收益、营业外利润等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总额比例分别为19.98%和2.27%，远高于2006年同期的11.97%和0.24%。
四、如何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产业空洞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一）日本
影响产业成长和产业海外转移的因素很多。其中，本币对外汇率的变化就是一个既影响国内产业成长又影响产业海外转移的因素。
日本的第一次大规模产业海外转移发生在70年代，这与日元的第一次升值紧密相连。日本的第二次产业大规模海外转移是在两次石油危机与日元第二次升值综合效应的夹击下发生的。日本的第三次大规模产业海外转移，也是战后最大规模的产业海外转移，发生在1985年“广场协议”引起的日元第三次和第四次升值。1986－1988年3年间日本对外投资累计达1028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年至1985年累积对外投资837亿美元的总和。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达441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368亿美元和英国的352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也达到325亿美元。
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国内工人的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降低成本的出路有二，一是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成本的降低来补偿因日元升值而引起的成本的上升。二是企业将产业转移到海外，在海外设厂或并购海外企业。不过，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于企业因创新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日元升值的幅度在“广场协议”后的10年内升值超过300%的情况下，要完全靠创新来降低成本从而保持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是困难的。对于企业来说，产业海外转移是规避日元升值的行之有效的策略。所以，日元升值的开始，就是日本产业海外转移的开始；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所带来的就是日本产业的大规模的海外转移。
由于担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会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减少国内就业岗位，从1986年开始，为刺激国内投资，日本采取了降低银行利率的措施。超低的利率，刺激了投资，更刺激了投机。对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资虽然增加了一时的需求，却使日本产业成长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对房地产、股票等领域的过度的投机则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相反，体现生产性投资的企业设备投资从1992年到1994年连续三年持续下降，下降率分别为5.6%、10.2%和5.3%。1995年－1997年略有增长，但1998年和1999年又分别下降5.2%和1%，2000年虽略有反弹，但2001－2003年又持续下降。2004年的设备投资实现了四年来首次同比增长8.1%。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的萎缩说明了日本国内内生投资的乏力。正是日本国内内生投资的不足，抵消不了产业海外转移所带来的长期负效应。
自1991年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和通缩，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的年均失业率在80年代及以前一直维持在1%左右，此后一路上升，1990年为2.1%，代1992年为2.2%，1995年为3.2%，1998年底升至4%，2001年7月日本的失业率达到5%，从此日本就步入了失业率的所谓“5%时代”。2002年的年均失业率为5.4%，2003年为5.3%，这是13年来日本年均失业率首次比上年减少。90年代以后日本失业率的变化，反映了日本的产业空洞化随日本产业海外转移的推进而深化的进程，反映了对外投资的就业净效应随着时期的延长而日益显示出负效应的特点。
当然，日本的问题还在于对外投资多而吸收的外资少。1994－1999年间日本利用的外资不到中国的1/10。1999年日本吸收利用的外资总额为123亿美元，为全球第14大外资利用国，其引资额不及美国的1/20。日本90年代以后的问题正是来自于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的极不对称，由此影响了日本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问题的解决。
以产业再生与“新经济增长战略”治理产业空洞化。由于产业空洞化，21世纪初日本的产业界和日本经济一样处于长期低迷不振的境地之中。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当时上台的小泉内阁一方面全力处理不良债权，一方面开始推进日本的产业再生。日本为产业再生提出了4项课题：第一，为解消过剩供给的结构推进产业的改造重组；第二，从拥有过剩债务的企业剥离出优良的经营资源使之再生；第三，支持企业彻底地实施“选择与集中”的重组以提高生产力；第四，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国内研究开发据点和生产据点的附加价值。当然，产业空洞化的治理对策不是孤立的，他还必须与政策再生和金融再生对策相结合。在“政策再生”或“政策创新”方面，为了突破传统的官僚体制在经济决策上的局限，日本政府模仿美国的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设立首相直属的“日本经济战略会议”开始了请民间精英人士参加政府决策的尝试。其后，又成立了民间学者主导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作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司令塔”，彻底改革经济决策的程序。日本还建立首相与产业界精英直接对话的机制，通过“产业竞争力会议”探讨重振日本的国际竞争力途径。在“金融再生”方面，日本在21世纪初，实施“金融再生计划”，采取“休克疗法”解决了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成功根治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顽症。
从2005年开始，日本经济终于清算了泡沫破裂遗留下来的“负的遗产”，重新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但是，经济复苏的日本突然感到，必须制定一个不但能够应对中国崛起的一个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战略。于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借助日本民间智慧，建立了 由12位企业家、8位大学校长或教授、3位地方首长构成的“新增长政策会议”。该会议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配合下，在2006年，花了半年时间制定了面向2015年的“新经济增长战略”。它为日本国民描述的日本经济的未来前景是“富饶、强盛、有魅力的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的具体战略有五大内容：一是“强化国际竞争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二是“提高生产力”，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三是“激活地方的中小企业”；四是“通过制度改革创造新的需求”；五是在人、财、物、资金、技术、智慧的五大领域“做制度创新设计”，从而为日本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德国
虽然马克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德国央行注重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除在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时通胀率曾达到7%外，其它年份大都控制在4%以内，一直低于其它发达国家，物价稳定反过来更好地维护了马克的稳定。
面对马克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审时度势，不仅前瞻性地制订了多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方案，而且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工作，主要包括：清理改造传统产业，初步完善基础设施；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措施来拯救老企业；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助，吸引资金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十分重视扶持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科研和开发的支持力度等，通过优惠政策加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德国政府掌握了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权，使得信息、生物技术等“新经济”工业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此间除个别年份外，德国货物贸易仍然保持顺差。
通过产业转型与产业创新防范产业空洞化，德国鲁尔区的经验广为称道。20世纪中叶前的100多年里，鲁尔区一直是德国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基地。二战结束后，它也直接带动了德国经济的腾飞。20世纪60年代，石油、天然气供应对以煤钢为主的鲁尔区造成了冲击，煤矿和钢铁公司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鲁尔区在危机中走上转型之路。
鲁尔区转型的第一步选择从教育抓起。1962年，鲁尔区建起了第一所大学――波鸿鲁尔大学，它也是战后德国新建的第一所大学。如今，波鸿鲁尔大学有3.7万名学生和近500名教授。波鸿鲁尔大学建立后不久，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多特蒙德、埃森等城市涌现。如今鲁尔区拥有6所综合性大学和8所专科院校，成为欧洲大学最密集的经济区。各个大学在不同工业领域与企业开展合作，尤其是高技术和通信产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成立“技术转化中心”，为产业结构的转型输送技术成果。
在重视发展教育的同时，鲁尔区着手整合传统产业，推动企业转型。60年代末，北威州政府出台了第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鲁尔发展纲要”，将采煤业集中到盈利多、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对煤矿业采取大力扶持政策，使煤矿生产技术和设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保持技术和设备输出的优势。1957年，鲁尔区有140个煤矿基地，到2005年只剩下7个，矿工人数由47万减少到目前的3.5万。尽管煤矿基地和矿工人数大幅减少，但欧盟31%的煤和11%的钢目前仍旧在鲁尔区开采或生产。 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莱茵河畔的曼内斯曼大楼，高近90米。五年前，这座城市地标还是德国老牌企业曼内斯曼的总部，现在大楼顶部耸立着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之一英国沃达丰公司的标志。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改造，曼内斯曼的变迁是个缩影。曼内斯曼公司主要生产石油管道等产品，在100多年时间里，它是世界钢管生产最高品质的代名词，是德国工业的缩影。上世纪90年代初，曼内斯曼开始涉足德国移动通信市场，并很快成为德国第二大电信企业。2000年，该公司被英国沃达丰公司收购，如今是德国移动通信市场两大主要运营商之一。
另外，鲁尔区还从矿区入手进行城市改造。1989年鲁尔区开始实施国际建筑展览10年行动计划，从改造昔日的矿区和厂房入手，对城市建筑景观动大手术。实施这一计划后，绿地、居民中心、物流中心、工商业园区等大小100多个城市项目像拼图游戏一般散布在埃姆舍尔地区的17个大小城市。“国际建筑展览埃姆舍尔公园”项目在欧洲被视为工业基地稠密区在城市建造和生态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模式。
政府充分发挥鲁尔区内不同地区的区域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行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多特蒙德依托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力发展软件业；杜伊斯堡发挥港口优势，打造贸易中心，并建立了内陆船运博物馆；埃森市则凭借广阔的森林和湖泊，成为当地的休闲和服务中心。
（三）台湾
1985年开始，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开始复苏，出口高速增长，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外商对台投资迅速扩大，导致台湾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在短期内猛增，新台币升值压力陡然增大，美国也采取多种手段迫使新台币升值。在各种压力下，台湾从1986年开始对新台币小幅升值，由1985年的39.8：1升值到1986年的35.5：1。但是，小幅升值不仅没有减轻新台币的升值压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升值预期，台湾被迫于1987年7月宣布放开外汇管制，新台币迅速升值到28.5：1。1989年4 月，台湾正式放弃以美元为中心的机动汇率制度，开始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新台币再次升值7.37%，1989年底新台币升至26.2：1。
新台币大幅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岛内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上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衰退，并大规模向大陆和东南亚转移，引发岛内关于产业空洞化的争论。为此，台湾当局政府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实施产业升级，大力扶持资讯电子产业发展，使得资讯电子产业迅速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另外，新台币升值刺激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986年的47.3%上升到1995年的60.1%，提前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构建新的经营模式和垂直分工模式因应产业空洞化。随着台湾厂商逐渐将生产基地移往中国大陆之后，产销运筹随着两岸布局而趋于复杂。台湾厂商在大陆的布局以制造分工为主，着眼于成本的降低及供应链的整合，在运筹上倾向由台湾统筹接单、大陆负责生产及出货之分工型态，台湾仍掌握主要价值活动，包括研发设计、采购、高阶产品试产、运筹及管理等功能。目前在大陆的台商企业主要呈现出“两头在外”的产业形态――在研发、营销、财务及采购方面，企业仍以台湾总部为主，制造等生产流程则主要放在大陆子公司进行；同时，产品除在大陆销售外，大部分回销台湾。例如，台商生产的电子、电器等产品有70%在大陆制造，60%回销台湾，形成了“台湾接单、大陆加工、台湾出货”的商业模式。
构建新型区域产业组织形式因应产业空洞化。工具机与自行车是台湾中部地区到目前为止较具动态发展的传统产业集群，在面对大规模转移到大陆投资的趋势，及面临大陆同业厂商的竞争，这两个产业在当地仍呈现成长，未出现产业空洞化。以自行车为例，由于大陆地区是世界最重要的市场，为了进入这一快速成长的市场，台湾知名品牌厂商巨大与美利达等于1990年代前往大陆投资，也带动周边零组件厂商一同前往投资。但这些厂商并未移出在台湾中部所有的生产功能和活动。为摆脱面临空洞化与转型升级的困境，维持台湾high-end（高等级）车种的产能，落实推动与大陆产品差异化的计划，并鼓励零件创新升级，从而提升台湾自行车整体的质量形象及国际竞争力，巨大与美利达利用自有品牌的优势，联合有心在台湾投资的20多家厂商，致力于品质与生产流程改善，共同组建复合学习联盟A-Team。A-Team为一非营利组织，期望通过各会员的努力，将台湾引领到开发IBD（International Brand Design 国际品牌设计）路线的主要基地，从而与主要生产普及品的中国大陆有所区分。自提出A-Team构想后，联盟成员每天操练，共同参与决策，常用聚会（meeting）来洗脑，共同设定目标与计划，每三个月便验收一次，各成员公司内均自有一小组，届时便各率同仁到其它小组公司观摩，被验收者，也趁此机会发表成果，大家是乐此不疲。此案获得台湾丰田、工业局、中卫中心的协助，并在“经济部”工业局的主导下，由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结合国瑞汽车体系的资源，协助导入全世界最知名的“丰田生产方式（TPS）”。辅导团队是巨大二人、中卫中心二人、丰田公司派五人，时间是一个月巡回一次，五个月做一次总体检，辅导内容是辅导、教育训练、厂商观摩。这种模式被台湾学界称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共创”模式或“共创”组织。
该联盟成立后不久效果已显现出来，仅2003年1－9月两家组车厂出口金额成长18%（业界平均11%）、平均单价成长21%达245美元，而11家零件厂出口金额更是成长21%（业界平均12%），达9173万美元，占当年台湾零件出口金额44%。在台湾自行车产业引领下，包括工具机产业的（M-Team）、用钢产业、FPD产业、扣件产业（S-Team）等，都已经诞生企业间的共创组织，受到岛内外产学界的注目。
实施吸引台商回流政策因应产业空洞化。民进党执政后，进一步调整两岸经贸政策，在强化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同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台商返台投资或台商回流。2006年6月，台湾“经济部”组织举办“建构全球营运基地，赢回台商心”座谈会，讨论台商回流问题。同年9月，台“经济部”专门成立“促进台商回台湾投资专案小组”，统筹有关部门的行政资源，协助台商投资项目的落实。2007年7月，“经济部”进一步成立“台商回台投资服务办公室”，以专人专责协助有意回台投资的台商寻找厂房，介绍投资机会，提供投资优惠方案与升级转型的咨询辅导，安排回台投资考虑等服务。财经部门与各县市政府“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积极合作，建立服务网络。2008年迄始，台湾“经济部长”陈瑞隆在媒体刊登“经济部长致全球台商公开信”的广告，宣扬大陆调整投资与外贸政策，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对台商影响甚巨，强调大陆不再是廉价生产基地，呼吁台商返台投资。
与此同时，台“经济部”对台商回台投资还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优惠措施，主要包括：对在特定工业区投资的台商或企业提供土地租金“006688”优惠方案，即投资前两年零租金，第三、四年租金打六折，第五、六年租金打八折；释放公有企业台糖公司土地给返台投资的企业，租有公有土地投资建厂租金实施“四免六减半”；直接提供融资经费，即提供政策性专案优惠货款，提供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国发基金”拨款100亿元新台币投资中小企业，“经济部”还专门提供2000亿元新台币的“台商回台投资优惠专案”；台有关部门就台商回台投资公布详细的“申请程度及投资机会”。
五、结论与启示
（一）总结借鉴国际经验，确立防范产业空洞化的政策取向
概括上述经验与教训，国际上防范和治理产业空洞化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产业转型、再生或创新，治理产业空洞化，如德国、日本的作法；二是
建构基于价值链的分工模式或全球运筹商业模式，化解空洞化风险，如台湾的作法；三是改善和提升本地投资环境，引导企业回流投资，如台湾的作法。
我们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借鉴国际经验为产业转型升级探路的昆山之路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昆山作为台湾地区在大陆投资的一个密集区，现在台资在大陆的投资占比已经超过全国九分之一的比重。大量的台商在昆山发展早期是以制造业投资为主，为应对宏观调控带来的压力和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谋求更快发展，昆山台企正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建设光电产业园，全力推动电子信息与精密机械两大主导产业发展。投入25亿美元打造的龙腾光电园，每月能生产11万片液晶面板，目前昆山规划投入72亿美元，建设4条芯片生产线，培育千亿元级的光电产业、百亿元级的可再生能源、纳米材料、碳素材料产业。用昆山当地官员的话说：“昆山前20年，用7万亩地，50万劳动力，创造了2500亿元的年产值。现在龙腾带动的昆山光电产业园，用7000亩地，准备用5年，5万人，也要创造2500亿元的年产值。”
其次，建设花桥国际服务外包基地，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区域总部、金融BPO、展示展销、物流配送、生态宜居，这是花桥商务城给自己设定的五大功能。今年5月30日，世界领先的互联网供应商美国思科集团联手教育机构安博集团和昆山市政府签署备忘录，拟三方合作在花桥打造业务外包（BPO）准备基地，至此，花桥国际商务城已有36个项目在这里同时动工，其中14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开业营运。以此为基础，昆山规划5－10年实现服务业占昆山GDP40%，实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另外，借力两岸关系热络和直航契机，推动金融等服务业合作，也是昆山转型升级的方向。
（二）改变产业政策“重转移，轻转型”导向，将支持转型政策与促进“两自”政策相结合
我国目前产业空洞化风险主要存在于外商集聚区，尤其是像东莞这样以加工贸易企业集聚的地区，如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是治本之策。我们在东莞调研时，当地主管官员反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太快，新政策颁布实施基本没有过渡和适应期，使这些外商措手不及，并引起对投资环境稳定性的疑虑，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影响投资信心。
相比产业转移，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困难得多，因此，企业在“转移与转型”二者间选择时，可能会“先转移，后转型”，甚至只转移，不转型。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相关政策促其转型，毕竟转型是更有利于长远的利益。但从东莞调研得到的信息是，目前政府偏好的政策是“重转移、轻转型”，近段时期国家相关部委出台的政策，如2006年10月以来商务部实施“万商西进”政策，2007年12月，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又共同下发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提出了由开发银行在三年内提供300亿元政策性贷款，对中西部重点承接地的重点项目予以贷款支持，以及10%以内的利率优惠，以求共同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但较少看到国家支持产业转型的政策出台。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针对目前被媒体炒作的东部加工贸易产业大量迁移中西部的现象，我们应有清醒的判断。加工贸易产业存在与发展是需要条件的，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为特征的现代加工贸易，需要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和交通物流便捷通道（如口岸、交通等），在基本不具备客观条件的地区设置承载加工贸易的出口加工区，导致其无法适应且成本高昂，这是加工贸易的特殊产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未来加工贸易产业发展方向应该以就地升级为主。所以，建议将产业转型的支持政策与促进“自主创新”和“自有品牌”的产业政策结合起来。
（三）宏观政策考量社会承受能力，保持适当节奏，避免经济下滑
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上不测因素日益增多，前段时间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据此有关学者认为，这已为在“从紧”基调上做适当调整预留了空间。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保持经济在较长时间平稳较快发展”，因此，考虑到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仍是我国支持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的主力产业，且为防产业空洞化风险，有关方面在出台政策时应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同时在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上加大对优质中小企业的扶持。在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减缓的形势下，国家的相关宏观调控应保持适当的节奏，并辅之以一定的“减震”措施。
近期越南、印度的经济发展面临比较严峻的局面，可能会影响其吸引外商投资的步伐。我国应抓住这一机遇，在留住外资企业甚至吸引这些地区外资企业回流上下功夫，以缓解部分地区产业空洞化的威胁。
（四）加大力度支持外销转内销，引导资本投向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强劲需求的带动下，跨国资本和服务来华投资的构成将发生明显变化，以内销为主的市场驱动型跨国投资将成为主流趋势。这将促使外商在内地市场寻找分销渠道，将制成品由外销转为内销。我们在东莞调研也发现，由外销转内销是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迫切需求。对我国纺织等原来出口行业，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出口环境日趋严峻的影响下，“出口转内销”也有一定的需求基础。建议政府加大力度支持外销转内销，采取有关措施，并尽快出台引导扶持政策，在市场建设、品牌推广、银行信贷、渠道建设等方面对企业扩大内需市场给予有力支持。如可以开辟出口外销产品转内销的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增强市场的展示、信息、代理、配送、加工等功能，促进出口转内销的专业市场与相关产业的良好互动；推动行业、企业顺应发展趋势，进行内销结构升级，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等。
从全球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的态势来看，农业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的瓶颈产业，甚至是战略产业。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的是靠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制造业对服务业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伴随着制造业的“服务化”，生产性服务得以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最具有增长力的部门。应摈弃将产业结构软化与产业空洞化混同的认识，积极引导制造业资本投向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注：原文图表略） （作者投稿：郑胜利 副教授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处研究人员） 中宏网责任编辑：文懿铎
